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中华早期文明对后世影响)

转载自：国家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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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业教授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萌芽于8000年前的裴里干文化时期，正式形成于6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前。这与人们所熟悉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有何关系？“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对中华文明有何影响？

记者：人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您提出的“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起源于8000年前，正式形成于6000年前。这和“中华五千年文明”有什么关系？

韩建业：“文明”这个词很多时候是西方文明一词的翻译。人们普遍认为，“文明”与一个国家的出现有关。但在《周易》《尚书》等书中，“文明”是指道德修养、礼仪制度达到一定高度后的状态。我认为“文明”是指高度发达、持久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体。“文明”不能等同于国家，只有进入国家阶段才能称为文明社会。

过去，学术界以文字、青铜器、城市作为文明社会的三个标准。还有其他标准，但它们很难适应世界各地的情况。恩格斯认为，一个国家的标志有两个，一是公民按地区划分，二是公共权力的出现。我认为，对“文明”概念和标准的理解应该兼顾中西传统。单纯套用很容易导致水土不服，完全从头开始就会变成自言自语。

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公权力或王权的出现，它是社会复杂性的结果，是基于阶级分化的。六千多年前是“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复杂性加剧并走向早期状态的关键阶段。此时，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处的庙底沟核心区的聚落数量增加了三到四倍。

过去，聚落面积有数万平方米。庙底沟时代，出现了数十万、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以前的房屋面积有几十平方米。庙底沟时期出现了200—500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还有非常高档的墓葬。在安徽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500年的墓葬中出土了200件极其精美的玉器。奢华程度令人惊叹，在当时的世界上首屈一指。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图片来源：安徽省博物馆官网）大约在5100年前后，出现了一些早期国家或“古国”，或者说出现了多种区域文明。中华文明正式形成并进入“古国文明”阶段，西亚文明和埃及文明几乎同时期。

这一时期最清晰的古代国家或区域文明是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国和黄土高原的龙山古国。良渚古国以良渚古城为核心，龙山古国以南左城为核心。两城的聚落面积均在600万平方米以上，拥有大型宫殿建筑和水利工程。特别是在我主导发掘的甘肃庆阳南座遗址，我们发现了一座轴对称的宫城，面积有几千平方米。它堪称最早的“紫禁城”，是王权和国家兴起的集中体现。

古代文明阶段：仰韶文化晚期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早期（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500年）。（图片来源：《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4100年前后，各个古代国家整合统一，出现了真正的“天下之国”，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更大的政治共同体。这就是夏朝，最初的“大一统”，中华文明进入了相对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3800年前后，我们进入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末，随后进入了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商初，以及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晚期。夏商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文化相互交融、联结，形成了更大的四级文化共同体。

说到“王”或者“王权”，我必须解释一下。中国古代的“王”和西方人的“王”不是一回事。“国王”是地方或城邦的领袖。中国古代所说的“王”是指“天下”之主，“天下之王”称为“王”，所以《诗经》中才说“天下”，难道是王的土地吗？”现在“king”被译为“王”，很容易引起误解。

“王国文明”阶段：二里头——二里岗时代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图片来源：《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通过之前对“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的考古梳理，大家会发现“中国”绝非某些人所宣称的“想象中的共同体”。她有着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明白了这个过程，你就能明白“中国”从何而来。

记者：您把“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梳理得非常清楚。那么，“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韩建业：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独立、广阔、多样。这是中国史前文化形成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是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形成的根本原因。在古人的心目中，一日一地，天人合一，同宗。古人把“敬天敬祖”视为最神圣的信仰。这种宇宙观是推动中国早期文化整合进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但早期文化圈的起源和形成为何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呢？黄河中游地区气候、地貌、土壤条件较为温和。黄土高原地势较高。气候变化不会对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产生毁灭性影响，不像北方的地方气候变得太冷。为了生存，江淮流域水量过多，就容易发生洪水。

不过，黄河中游地区旱作农业虽然很稳定，但主要还是要看天气。很多时候，它只能勉强提供食物和衣服。它并不像长江流域的鱼米之乡那么富裕。北方人的入侵也会对其造成一定的压力。地方往往会产生一种紧迫感和毅力，从而使文化更容易不断发展。此外，黄河中游地理位置特殊。它位于中国主要地区的中心。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可以轻松辐射四面八方。中华民族的祖先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可能就诞生在黄河中游。

记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有很多方面的丰富内涵。这对后世的中华文明有何影响？

韩建业：“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是指一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它是后世中国的文化前身，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基础，也是近代中国的基础。史前基础。

需要看到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文化共同体，没有大的波动，这一点与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不同。比如秦汉在政治上是统一的，魏晋南北朝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整个中国文化仍然是统一的，文化上的中国在稳步发展。政治上有分裂也有联盟，但文化上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

所以我强调文化中国是中国政治分裂时求统一、统一时保持统一的重要基础。即使是接管中原的北方民族，也自然会接受这种文化理念。

“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也产生了一些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精神文化特征。包括宇宙论、伦理学、历史学、“敬天敬祖”信仰、整体思维、天人合一、农为本、安定内敛、诚信仁爱、自强不息、和谐文化基因。这些精神文化特征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灵魂，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久繁荣的根本原因。

受访者简介：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估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新石器时代商周考古、中国古代史、环境考古与人地关系、中西文化交流、文明比较等。目前主持甘肃庆阳南座遗址发掘。

制片人|杨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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