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校(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

文艺复兴时期，“全才”大量涌现。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多元化兴趣、才华和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图为他的水车设计手稿

何伟文

智慧的内涵发生变化后，知识的领域不再局限于神圣世界，而是扩展到了世俗世界。在新的文化氛围中，“全才”诞生了。他们突破了原有的界限，将人类的知识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虽然知识的细分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但学科的划分却是古老的。中世纪后期，由于各种障碍的存在，学术发展达到了停滞的地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地理大发现等多重因素，人们原有的宇宙观受到极大冲击，对“智慧”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知识领域从神圣世界扩展到世俗世界。新宇宙论消解了各种隔离墙，不同学科之间原本严格的壁垒出现了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局面。大批“全才”的出现与此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突破学科界限，拓展知识范围，热衷于创新而不是修改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智慧”概念内涵的变化

自古希腊以来，“智慧”就被视为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高程度的知识，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理想。柏拉图称智慧为对永恒不变观念的沉思，亚里士多德将其定义为对事物最初原因的认识，奥古斯丁称其为对无形的无限宝藏的沉思。到了中世纪晚期，神学已将人类与自然分离，人类被固定在原罪上。他们只能在孤独的修行中放弃感情和一切有形的东西，摆脱世界与生活的一切关系；哲学成为一种古典秩序。神学上，这个秩序本身是永恒的、完美的。人们对此没有任何意义，只能接受事先的一切安排。这一时期智慧的最高形式是沉思的美德，最受尊敬的生活是宗教沉思的生活。例如，阿奎那通常将智慧局限于精神存在的知识和对上帝的沉思。在其中，虽然在《神曲》中只有比阿特丽斯可以与智慧恰当地联系在一起，但正是她引导诗人获得了沉思上帝的终极快乐。

随着欧洲社会从中世纪末期走向近代初期，人们对智慧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崇尚沉思的生活到崇尚行动的生活。这时，由于地理大发现和人们自身的发现，人们认识到世界并不是完全预先设计好的遵循僵化的模式，而是可以被人改变的，一切都可以被重塑。人类的宇宙观变得无限、开放。新哲学从人的自由、意志、生命力等方面解释人，提出人不能在对原罪的悔改和自责中度过一生，而应该过一种生活。有个人尊严的行动生活。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公开质疑沉思生活的优越性，并想象另一种智慧的可能性：一种伦理而非形而上学、行动而非沉思的智慧。智慧被赋予了世俗的意义，可以属于寺院、大学，也可以属于城市社会；美德比真理知识更重要，行动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智慧因此具体地世俗化，呈现出比以前更加实用的色彩，人事开始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许多人文主义者对智慧的认识逐渐呈现出上述变化。弗朗切斯科·彼得拉卡（FrancescoPetrarca，1304-1374）在他的著作中很少讨论思辨哲学、形而上学或系统神学。他所倡导的智慧从基督教原理的知识类型转向了伦理范畴。他的早期继任者科卢西奥·萨卢塔蒂（ColuccioSalutati，1331-1406）比他说得更清楚：“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在天堂，行动的生活在各方面都比沉思的生活更可取。”他认为，人们在实践中最好将自己限制在人事的范围内，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对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基本责任。一个明智的人应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继萨卢塔蒂之后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莱昂纳多·布吕尼（LeonardoBruni，1370-1444）重构了智慧的观念，并明确表达了他对那些对团体没有贡献的沉思者的厌恶。他还在书中引用了西塞罗的话：正如马生来会奔跑，牛生来会犁地，狗生来会追踪气味一样，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类生来就是为了两件事，知识和行动。

智慧内涵的变化，使人们对沉思生活的推崇逐渐让位于世俗的行动生活，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学科大融合的重要思想源泉。

形成学科大融合

随着智慧内涵的世俗化和行动生活的日益重要，知识的领域不再局限于神圣世界，而是延伸到世俗世界。新宇宙论推倒了一切隔离墙，理性与信仰、艺术与科学、理论与实践等之间的障碍逐渐被消除。首先，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界限被消除了。尽管中世纪的学者们似乎对各种古典思想不拘一格，但他们却坚定地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划清界限。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有序，各自的范围固定。变化，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壁垒。1460年左右，马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Ficino，1433-1499）在佛罗伦萨发起了新柏拉图主义运动。犹如燎原之火，势不可挡，冲破了原本的一切壁垒。新柏拉图主义者试图融合古典和中世纪两个不同的文化世界，不仅打破了哲学、宗教和魔法之间的隔阂，而且还消除了各自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界限。

其次，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科学不再像中世纪那样截然不同。相反，它们相辅相成，在融合的前沿共同发展。这个时代艺术的繁荣至少应该部分归功于科学，艺术对于科学的进步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画家阿尔伯特在他的形式原则中融入了艺术和科学的理论，希望在身体动作中展现人物的精神活动。他坚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艺术家必须充分把握人体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他能把这些部分画好，就能给观众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继阿尔伯特之后，达芬奇结合了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他让解剖学为艺术服务，让艺术为解剖学服务。他使解剖学符合人体器官的形态和功能。根据受试者的年龄、性别和年龄，根据生理状况而变化。他的方法极大地促进了解剖学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障碍再一次被打破。在中世纪，两者之间缺乏互动。工程师和工匠的发明无法进入“自然哲学家”的视野，反之亦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的推论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在12世纪时就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直到16世纪才有人意识到让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同时从塔上落下是可以测试的。在中世纪，即使在同一学科领域内，理论与实践之间也缺乏必要的沟通渠道。例如，中世纪的天文观测和计算出奇的准确，关于天体运动的理论推测也很有见地，但没有人将两者联系起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打通了实践与理论、理论不同分支之间的沟通渠道。

学科之间“隔离墙”的消除，逐渐形成前所未有的融合渗透局面。这是各学科的完美融合、创造性的和谐共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新的学科划分开始出现。

“全才”涌现，学术大发展

随着学科大融合的形成，出现了一大批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全才”（l’uomouniversale）。所谓“全才”，是指一个人表现出多种兴趣，具有多种才能，学习范围涵盖传统意义上的许多不同的知识领域。许多艺术家在绘画、雕塑、音乐、诗歌等各个领域都创造出新颖完美的作品。他们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他们自己也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对广泛的学术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以达芬奇为例。他既是画家，又是解剖学的创始人。他的研究兴趣涉及人体骨骼、肌肉、组织等，这些通常被当时的专业外科医生所忽视。在讨论为什么需要采用新的图像表现方法时，他列出了一个理想解剖者的必要条件，指出在恐怖的尸体面前，要有大胃口、坚定意志、无所畏惧。同时，他还应具备计算肌肉运动、素描、绘画和熟练运用透视的能力。由此可见达·芬奇本人作为“全才”所具备的各种才能。

在心智学术方面，意大利也涌现出真正优秀的“全才”。但丁和马基雅维利就是典型的例子。但丁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是一流的人才。他也是一位伟大的音乐爱好者。马基雅维利在《自然辩证法》年被恩格斯称为“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同时也是第一位值得一提的现代军事作家”。尽管布克哈特声称这种类型的“全才”是意大利独有的，但菲利普·西德尼爵士（1554-1586）等英国人的出现无疑给了人们修正他的结论的理由。西德尼多才多艺，知识渊博。他所写的《为诗辩护》既是一种新教诗学，又是一份人文主义宣言。它不仅在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划时代的足迹，而且对政治、哲学乃至宗教史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也在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各种想法和观点的名副其实的集合。

在学科大融合的文化氛围中，“全才”能够在精神上相互激励、相互启发。来自不同学科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组成小组，经常从他们的专业领域之外获得意想不到的灵感。例如，语言学家和古物学家威利巴尔德·皮克海默（WillibaldPirckheimer，1470-1530）对数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受他的启发，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Drer，1471-1528）开始研究阿基米德几何，丢勒的几何论文被伽利略和开普勒引用。另一个例子是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Fracastoro，1478-1553），他是医学领域的天才。他是一位天文学家、一位文学评论家和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对人脑及其思维过程有独特的见解。西德尼对《为诗辩护》诗人创作过程的思考尤其受益于他对人脑的分析。

“全才”的出现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机遇，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自觉的创新活动。在学科大融合形成之前，中世纪的各种学问都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内。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他们似乎已经达到了顶峰，再取得新进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学科的大融合和“全才”的出现，使得改变这种局面成为可能。英国杰出的“全才”弗朗西斯·培根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指出，世界不会因为人们的认识有限而缩小。人们应该扩大和开放他们的理解，直到他们拥抱整个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再像被邪灵附身的人那样，被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绕圈跳舞，我们的航向和航向将像世界的罗盘一样宽阔。”培根声称所有人类知识都是他研究的对象，他关心的是如何将知识扩展到新的领域。当面对中世纪学术的停滞时，他没有谴责过去，也没有寻找前人的缺点。他的哲学不是“革新”，而是“创新”。在他看来，学术进步并不在于“灌输”已有的学说，也不在于“延续”传统。这两种做法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都不是进步。培根把“灌输”和“延续”视为“培育”而不是“发现”，提出学术进步需要新的起点、新的学术兴趣、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研究方法。正是从这种全方位的创新中诞生了现代科学，培根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智慧”概念内涵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学科融合的思想源泉。在新的文化氛围中，“全才”诞生了，他们突破了原有的界限，将人类的知识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英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