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察举到高考的例子(从察举到科举)

今年的端午节对于高考学子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苦读了十二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他们终于要走进考场，回答该死的试题，然后回家。在庆祝端午节的同时，我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的结果。

时代变了，今天的高考不再是四十年前所谓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失利并不意味着生活会黯淡。人们的选择增多，对高考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但毫无疑问，高考仍然是中国选拔人才最公平的方式，就像它公认的始祖——科举一样。

我们的祖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考试作为选拔公务员的主要方式的国家。“科举制度”也被视为可与四大发明相媲美的伟大创造。更重要的是，在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分立制度中，考试权被刻意视为独立于行政、司法等权力体系之外的权力。

正如现在很多人都觉得高考催生了应试教育一样，从古至今对科举制度的批评者也不少。在历史教科书中，科举（这里主要指明清时期）已经成为控制士大夫思想的工具。多少有才华的人被迫钻进自己的小房间写八条腿的文章，真是害人不浅。因此，1906年，经历过庚子国难的慈禧太后痛定思痛，最终废除了这种延续了数千年的科举制度。

那么，在科举考试发明之前，我们的祖先是用什么来选拔人才的呢？主要两招是——察举和九品中正。

先秦时期，中国主要是贵族社会，实行等级封建制度。每一层的领主都是各自君主的家臣。这个时期不需要提拔人才。

秦汉时期，人才的发现主要依靠考察考试制度，即依靠地方官员在辖区内寻找和推荐有德有才的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孝子和清官，所以这些人也被称为“孝廉”。

进入魏晋南北朝，孝廉制度逐渐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陈群设计的九级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根据出身、相貌、才干、学识、品德等将人分为九等，品级高的人可以做高级官，品级低的人只能做下级官。这一制度伴随着魏晋南北朝战乱不断，直到隋唐时期才逐渐废除。

今天的人们回顾这段选拔人才的历史时，总是批评不已。他们认为科举和中正九品制度纯粹是靠关系；只有科举考试才是更公平的制度。然而很少有人思考过，为何直到隋唐时期才出现科举考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伟人的名言，从古到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段关于考试的历史也是如此。科举之所以没有早出现，是由当时的文化传播方式决定的。

信息传输需要载体，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在古代，这个载体是什么？古时为龟甲；商周时期为青铜鼎；春秋战国至汉，为简；魏晋南北朝以后，是纸。正是因为载体的变化，从根本上影响了人才的选拔方式。

无论是龟甲还是青铜鼎，其制作难度和使用频率都非常人所能企及。因此，春秋之前，文字几乎是祭祀的专有领域，知识的传播根本谈不上。

随着简牍的出现，文字记录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所谓“学富五事”就是指的这种现象。因此，汉代的选官制度对于人才和学问仍然没有特殊的要求，主张以德举贤。同时，此时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比较精简，每个县管辖的人口也比较少，地方官员还是可以管理的。因此，建议仍然可以应用。

但随着人口的增长，推荐逐渐失去了最初的目的。再加上各地豪门的崛起，“孝廉”逐渐成为各豪门手中的隐性配额。例如，三国时期的许多名人，如曹操、孙权，都被赞誉为孝廉。这个时候依靠推荐系统来选拔人才已经不合适了。

而另一项技术发明也应运而生，那就是造纸术。

中国人都知道造纸术是东汉太监蔡伦改进的。但很少有人知道，蔡伦虽然改进了造纸术，却未能普及造纸术。直到汉末三国时期，主要的书写工具仍然是刀、笔和竹简。纸作为知识载体的真正普及直到晋代以后才出现。

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人才选拔制度基本上都是九品中正制，这也是有其技术原因的。虽然纸张在这个时代开始普及，但另一个问题——印刷却没有得到解决。在印刷技术尚未建立的时代，书籍只能靠手工抄写。因此，在那个时代获取知识的成本还是很高的，人才集中在富裕家庭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九品中正体系认为，豪门子弟天生就是高品位，这并非没有根据。

到了隋唐时期，纸张越来越便宜，雕版印刷术的出现给知识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在这种条件下，采用大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员的依据就有了技术支撑。然而，此时的印刷技术还不够发达，贫困家庭仍然买不到书籍。所以，在唐朝，高官还是比豪门多的。直到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才使书籍飞入寻常百姓家。因此，古往今来都有像范仲淹这样出身贫寒的人飞黄腾达、名声大噪的记载。

说到这里，我实在不得不感叹，生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真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