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让中考(反对中考改革)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本文最初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pku）发表

【导读】近日，“北京取消中考”的消息突然在民间流传。尽管该消息最终被证实为谣言，但相关舆论却日益凸显。中考为何成为无数家长和孩子的一大痛点？您如何看待“取消中考”争论背后的社会困境及解决之道？

姚洋老师从我国共同富裕的目标出发，指出了教育平等对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决定性意义。近几十年来，父母与子女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再次呈现上升趋势，阶层流动性不断下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来自大城市或县城的北大学生越来越多，来自农村的人越来越少，这表明高等教育的精英化趋势正在加剧。由于家长的教育理念和支持教育的资源会影响下一代，教育公平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但现行政策并没有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大部分资源集中在少数学校身上。他认为，大多数人应该能够尽可能享受更长久、更平等的教育。当前共同富裕最需要的政策调整是保障中小学教育公平。取消中考分流，将是影响共同富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有些人为中考分班辩护，认为这有利于学生发展特长。对此，姚洋表示反对：“十四、十五岁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特长是什么，如果太早分流，他们的一生可能就毁了。”此次分流很可能将40%的孩子提前定义为“未来低收入者”，将失去获得更好教育资源的机会，这将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

本文最初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为《姚洋：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本质和关键点》文章节选版。仅代表作者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如何认识共同富裕的本质和要点

重新提出共同富裕，有新的内涵吗？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追求的目标。

过去几十年我们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为我们当时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如果我们过早地、盲目地追求共同富裕，最终可能会导致共同贫困。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放开政策，让大家先行动。

现在我们又提共同富裕，因为我们已经实现了小康目标，国民收入达到了一定水平。实现小康之后，共同富裕是必然的发展方向，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初衷。实现共同富裕，意味着一些政策需要调整，但并不意味着把富人拉下来，以“削峰填谷”的方式搞共同富裕。

为什么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觉得自己收入低？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认为低收入是一个参照系问题。1917年，27岁的胡适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他的月收入是300大洋，相当于今天的11万元人民币，比他当时在美国的老师杜威还要高。当时中国很穷，而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所以很难想象北大普通教授的工资会比哥伦比亚大学高级教授高。美国。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知识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目前，全国18岁至22岁青少年中有55%正在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比例将增至60%。高学历人才不断增加。事实上，本科毕业生毕业后的前三年收入确实较低，但此后增加收入的机会很多。如果你的工资暂时较低，也不必太担心。只要你坚持努力，最终你会脱颖而出，你的收入自然会增加。不能因为收入暂时低就否定教育的价值。

为何高收入群体感受到捐款压力？

在最新的共同富裕和“三分分配”提出之前，高收入群体就已经担心，看到政府或基金会的人，担心他们会“劝捐”。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全世界都如此，因为社会期望企业家用部分财富来支持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面对共同富裕的目标，企业家不需要感受到“捐赠”的压力。捐赠应该是自愿行为，不能总是集中在少数企业家身上。相反，我们应该提倡社会捐赠事业，鼓励老百姓树立捐赠意识。当大家自愿捐款时，一方面，捐赠者会因为救助了弱者或者支持了某种社会事业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接受者也会对帮助产生感激之情，社会就会因此更加和谐。如果捐赠行为是被迫的，捐钱的人会感觉不舒服，收钱的人也会感觉不舒服，而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应该鼓励每个人都积极向上。

共同富裕与打破阶级僵化有关吗？

说起这三个群体的收入调整方式，大家很容易想到“阶级固化”这个词。从数据来看，我们的阶级固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

通过对1930年代至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群进行分析，观察其受教育程度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我们发现，在1930年代至195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两者的相关性呈下降趋势。趋势，即阶级流动性正在上升。直观地说，并不意味着父母的知识水平高，孩子的知识水平就会相应高。然而，在1960-80年代出生的人中，两者的相关性再次呈现上升趋势，即阶层流动性正在下降。因此，中国的整个阶层流动性在过去几十年里呈现出U型的趋势。

这就是北京大学的实际情况。如今，北大的学生来自大城市或县城的学生越来越多，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还有很多农民的孩子。这体现了我们的教育或者学生的精英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班级固化的主要原因与教育规划有关。通常上一代的教育水平较低，会导致下一代的教育水平较低，阶级由此固化。在当今社会，人如果不接受教育，基本上不可能从一个阶层上升到另一个阶层。

父母的教育理念和支持教育的资源将会影响下一代。这就需要社会和政府为他们做点什么。但现行政策并没有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仍然完全依靠成绩作为分配标准。学校分为一类、二类、三类。第一类学校获得的资源最多，第三类学校获得的资源最少。资源最终集中在少数学校，不利于打破阶级固化。

为什么共同富裕离不开教育公平？

教育对于共同富裕和阶层流动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尽可能享受更长久、更平等的教育。一些人为中考分流辩护，称这有助于学生发挥才能。我不同意。十四、十五岁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特长是什么。如果过早地被分流，他的一生可能就毁了。

有人说德国比我们做的更早，孩子10岁就被分流了。但德国国内对此也存在很大争议。自由派强烈反对这一制度，但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这一制度得以保留。

要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首先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包括家长的思想。中小学不应该选拔人才，而应该培养人才，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让孩子知道自己的价值。如果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减少隔离和分级的做法，家长就会免除很多不必要的担忧。这些担忧在我们读书的时代是不存在的。

实现共同繁荣最需要哪些政策调整？

我认为首先是要保证中小学教育的公平，因为个人的发展首先取决于教育。

作为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长期目标，共同富裕不会像经济建设那样迅速见效，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国基尼系数从2008年到2016年持续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共同富裕是长远目标，必须用长远手段推动。首先要推动的是投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公平分配资源，消除系统性不平等。

希望今后中考分流能够取消。这将是影响共同富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们不能用分流的方式把40%的孩子定义为“你们将来会是低收入者”。这显然是系统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要换系统。

我们要相信所有的孩子都有创造力和潜力，应该先让他们尝试一下，等他们18岁建立了初步的世界观后再做决定，而不是在他们还无知的时候就参与其中。把人放在一边，告诉这些人“你们永远处于社会最底层”。在此基础上，应进行一些税收改革，包括征收财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并通过再分配来调节收入差距。

2020年至2021年，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在房地产、教育、环保等领域同步发力。这让大家深深感受到了“不确定性”，包括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疫情的反复、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向以及中国国内经济的不确定性。但许多人只看到了表面的不确定性，而看不到长期的确定性。

长期确定的是，随着各国疫情趋稳，全球经济最终将进入复苏和反弹阶段。2021年全球经济向好，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美国和欧洲国家也表现良好，社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为未来做好准备。我们不应再应对“不确定性”，而应为恢复人口流动和经济活动做好准备。所以我觉得那些所谓的悲观情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种情绪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物的主流发展。

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普通人都应该注意，不要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现在社交媒体上的情况很复杂。很多人会说一些极端的话来吸引注意力。大家要注意区分。有些政策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比如，“双减”之后，大家不再需要上一些不规范的辅导班，那些正规的辅导班还在继续。创业者还应该学会分析相关政策消息。再比如房产税，已经讨论了10年，目前正在试点，试点期为5年。

当然，我们还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消费不足，这也和疫情有关。许多消费行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选的。疫情导致出行无法进行，大家都停止了出行。但当大家消费较少时，总量就非常可观了。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一旦疫情消退，消费就会慢慢恢复。

我们不用担心资本无序扩张。我认为不存在资本无序扩张的情况。资本运作的底线是不干预政治。

运转良好的现代社会最害怕的就是资本对政治的干预，导致政治变成少数人的政治。历史上，也曾有过拥有巨额资本的人干预政治，想通过政治巩固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掏空国家的情况。这些人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此外，要实现技术发展，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所谓的过度投资、浪费投资、重复建设甚至低水平消费。以元宇宙为例。很多人对元宇宙很反感，认为扎克伯格的元宇宙太低级了。他们认为他应该像马斯克一样建造火箭。但如果虚拟宇宙中没有人玩VR（虚拟现实），VR技术就不会发展，而VR技术对于人类的发展非常重要，就像马斯克想要移民火星的愿望一样重要。

我们的社会应该对股市看似低水平的消费和科技投资所带来的泡沫更加宽容。如果泡沫确实出现，市场和社会就会进行合理的再平衡。